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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成為普通勞動者的四大困難在明天，自夸為社會精英的大學生，也許只有少數“自戀者”——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處處可聞“天之驕子”的口號，明天，面對校友賣豬肉、賣冰糖葫蘆的故事，聽聞大學生起薪1000元不及民工兄弟的“相傳”，目睹每年100萬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殘酷事實，大學生想自夸為社會精英也難。

　　也許確實有少數大學生對未來的期望值太高，把就業的目光鎖定在大城市、少數行業少數崗位，以致于他們“有業不就”、不去費力的下層、不干“普通的”活，但造成大學生就業困難局面的，更多不是大學生的原因，而是教育的原因、社會的原因。大學生，想成為普通勞動者也難。

　　想成為普通勞動者，家庭的教育投入不許可。子女的教育破費，是許多家庭的頭號開支，為供一位大學生，全家致貧的現象屢見不鮮。家庭如此供養一位大學生，我們能要求家庭不要對子女找一份好工作回報家庭抱任何希望嗎？——正是為了這份希望，我們有的大學生才因未來的茫然心生無限的壓力：1000元一個月，養活自己都困難，怎樣為家庭還債？如果沒有這一希望，可以想象，農村有多少家庭會放棄送孩子上大學。當然，根據家庭狀況選擇教育投資，尤其是初等教育投資，被有關學者認為是家庭和學心理性的顯示，上大學并非唯一的成才之路。但是，我們的教育模式和社會用人看法，并沒有給大學之外的人才留下多大空間。

　　想成為普通勞動者，教育的精英模式不許可。我國的初等教育大眾化，是在短短4年時間中完成的——如此短的時間中，高校還來不及作出應對策略，底子教育也根本沒有任何轉變。事實上，因為我國的初等教育擴招義務大多由已往承擔精英教育的學校完成，因此，對大學生的教育，一向沿用精英模式，人才培養的目標，大多瞄準“精英崗位”。而眾多大學對辦學層次由專科升為本科、校名由學院改為大學，人才層次獲批碩士點、博士點的追逐，反映大學根本就沒有甘心培養“普通勞動者”的念頭。我們的底子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就貫注“贏在起點”的理念，把家庭和學生“劫持”到好幼兒園、好小學、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好工作的教育模式中，為成為社會精英，付出大量的心血和金錢。在這樣的教育中耳濡目染多年的家庭和學生，怎會理政府在高考關頭和就業關頭“做回普通人”的號令呢？

　　想成為普通勞動者，社會的傳統品德不許可。這幾年的社會輿論，對北大畢業生賣肉、賣糖葫蘆，復旦大學畢業生賣雞蛋，給予高度關注。賣肉的、賣糖葫蘆的北大學子，經過媒體報道，終于不再做“普通勞動者”，而走進政府、走進企業，做起了公務員、小白領。我們的社會似乎還不能“容忍”大學生干“普通人干的活”。

　　想成為普通勞動者，社會保障的厚薄不均也不許可。與勞動有尊卑貴賤相同，我們的社會保障系統并不完善，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性質的組織之間，享受的社會保障很不均衡——勞動者越是“普通”，享受的社會保障越是“昂貴”。任何一個就業者，迫不得已考慮這些與民生緊密相聯的就業要素，不想成為難有保障的“普通”一員。

　　因此，低落家庭的教育投入，改變精英教育模式，重塑社會勞動代價看法，改革社會保障系統，是比號令大學生“心懷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更迫切、更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