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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灣，看這個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個彎彎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這個陋巷里卻住著一位高雅的與世無爭的讀書人。

　　我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代表清華文學社去見他，邀他到清華演講。那個時代，一個年輕學生可以不經介紹徑自拜訪一位學者，并且邀他演講，而且毫無報酬，好像不算是失禮的事。如今手續似乎更簡便了，往往是一通電話便可以邀請一位素未謀面的人去講演什么的。我當年就是這樣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訪。轉彎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兩進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積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進去，沿著南房檐下的石階走進南屋。地上鋪著涼席。屋里已有兩人在談話，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魯迅先生，另一位年輕人是寫小詩的何植三先生。魯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說：“你是找我弟弟的，請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間，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個八個木書架，都擺滿了書，有豎立的西書，有平放的中文書，光線相當暗。左手一間是書房，很爽亮，有一張大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陳列整齊，竟不像是一個人勤于寫作的所在。靠墻一幾兩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來掛著一個小小的橫匾，“苦雨齋”三個字是沈尹默寫的。齋名苦雨，顯然和前院的積水有關，也許還有屋瓦漏水的情事，總之是十分惱人的事，可見主人的一種無奈的心情。(后來他改齋名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見他一襲長衫，意態然，背微佝，目下視，面色灰自，短短的髭須滿面，語聲低沉到令人難以辨聽的程度。一仆人送來兩盞茶，日本式的小蓋碗，七分滿的淡淡清茶。我道明來意，他用最簡單的一句話接受了我們的邀請。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辭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門口。

　　從北平城里到清華，路相當遠，人力車要一個多小時，但是他準時來了，高等科禮堂有兩三百人聽他演講。講題是《日本的小詩》。他特別提出所謂誹句，那是日本的一種詩體，以十七個字為一首，一首分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這種短詩比我們的五言絕句還要短。由于周先生語聲過低，鄉音太重，聽眾不易了解，講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講稿，隨即發表。他所舉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還記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聽呀，青蛙躍入古潭的聲音!”這樣的一句，細味之頗有禪意。此種短詩對于試寫新詩的人頗有影響，就和泰戈爾的散文詩一樣，容易成為模擬的對象。

　　民國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學，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間我們來往不多，一來彼此都忙，我住東城他住西城相隔甚遠，不過我也在苦雨齋作過好幾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愛他的淡雅的風度。我當時主編一個周刊《自由評論》，他給過我幾篇文稿，我很感謝他。他曾托我介紹把他的一些存書賣給學校圖書館。我照辦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兒子周豐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組四年級)，我當然也義不容辭。我在這里發表他的幾封短札，文字簡練，自有其獨特的風格。

　　周先生晚節不終，宦事敵偽，以至于身系縲紲，名聲掃地，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不過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遠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給我，是在抗戰前夕寫的：

　　實秋先生：手書敬悉。近來大有閑，卻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寫出文章，甚歉。看看這“非常時”的四周空氣，深感到無話可說，因為這(我的話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寫一篇關于《求己錄》的小文，但假如寫出來了，恐怕看了贊成的只有一個——《求己錄》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寫出來可以用的文章時，即當送奉，匆匆不盡。

　　作人啟七日夜關于《求己錄》的文章雖然他沒有寫，我們卻可想見他對《求己錄》的推崇，按《求己錄》一冊一函，光緒二十六年杭州求是書院刊本，署蘆涇遁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別號。陶葆廉是兩廣總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與陳三立、譚嗣同、沈雁潭合稱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為知己，同屬于不合時宜之列。他也曾寫信給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張”。是他對于抗日戰爭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夙對于時局，和他哥哥魯迅一樣，一向抱有不滿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