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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讀后感：

　　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以成都常見的街頭茶館為切入點，試圖說明茶館作為當地人的一個公共空間的存在，再現20世紀前50年成都人民的公共生活，通過地方政府與茶館產生的聯系，最終探討國家權力是怎樣滲透進地方社會的。這本書內容豐富，想要證明的觀點不只一個，以上只是我這篇讀后感想要引用的觀點之一。王笛描述了在茶館中產生的社會生活、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以進茶館的人在全城人口的占比大和當地人在茶館每天花費的時間多說明茶館是成都地方文化中必要的存在，把茶館作為地方文化、地方社會的代表；地方政府則代表了國家權力。在國家權力滲透進地方社會的過程中，讓我感興趣的是其中的地方精英與地方民眾的關系，這一部分在書中描寫少，主要涉及到第一部“茶館與社會”的內容。

　　一、地方精英與地方民眾

　　精英的范圍作者在書中提到了地方精英、改良精英、袍哥；而民眾則是經常出入茶館的茶客、茶倌、經營茶館者以及其他依靠茶館從事小生意的人，其中包含了婦女。地方政府中的地方官員并未納入作者所說的精英范疇，他們是國家權力在地方政府上的代理人，既非反對茶館的精英，也非與茶館有關聯的民眾。精英中的地方精英強烈批判成都人坐茶館，認為民眾花大量時間消磨在茶館中，阻礙社會的進步；改良精英則是與社會的風潮緊密聯系支持社會改良的人物，但是他們中的一部分承認了茶館的積極作用，認為茶館也為當地民眾提供了許多生活上的便利，與當地悠閑的文化傳統相匹配，這部分以外地人為主，他們這群人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同地方精英一樣反對民眾的茶館生活；袍哥是那些在地方社會上有一定話語權的江湖人士，他們依靠暴力和江湖規矩獲得話語權，如在茶館中“講茶”時請袍哥作為見證人斷是非。

　　我想梳理的是書中地方精英和地方民眾的關系。地方精英常常是地方知識分子、地方媒體，地方精英的“地方”在這里只是對于他們所處空間的界定，所以地方精英在以下的梳理中也包含了作者所說的改良精英。地方精英非政府官員，但他們依靠政府權威，得到政府的支持，掌握絕對的話語霸權。茶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發生的一些事情是在地方政府的掌控之外（如前提到的“講茶”），政府頒布一系列規章制度企圖控制茶館生活，使茶館正式納入國家權力的軌道，地方精英此時往往代表地方政府對地方民眾起輿論導向的作用，至于民眾的反應如何地方精英也無法控制。地方精英雖然獲得政府支持，但也僅僅是他們的主張與政府需求一致時，他們本身非政府官員，在某些時刻與地方政府發聲一致也是因為他們要滿足自身的需求，可能是出于知識分子的情懷，也可能是認為茶館的存在妨礙了自身的生活。

　　獲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精英同地方民眾相比他們的優勢在于掌握了話語霸權，圍繞茶館展開的日常生活中國家權力——地方政府——地方精英相對地方民眾占了上風，處于有利的主導地位，但是他們在應對茶館的多種事件中并沒有獲得絕對勝利，正如作者的觀點：國家權力沒能完全改變地方社會，但是地方社會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中仍然被國家權力給滲透改造。在二十世紀初期，無論是地方精英還是改良精英認為茶館必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失，地方政府則一直希望取締茶館，但是茶館歷經政治動蕩、經濟危機、社會混亂在五十年的時間里生存下來了并在后來幾十年間一直存在于地方文化中，這是精英們在初期的爭論中未曾想到的。但茶館一直處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必須實施政府頒布的一系列限制茶館經營的規章。地方民眾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便利在相對弱勢的情形下支持茶館的存在，茶館為很多民眾提供了生存的需要，如依托茶館從事買賣、服務的人，已有的謀生方式在不太穩定的社會情形下至少對民眾是較為便利和熟悉的。在復雜的社會情形中一些茶館也倒閉了，但依托茶館生存的人還是努力保住茶館，與社會各方勢力周旋，那些依托茶館消磨日常生活的人則并沒有多少理會地方精英的輿論導向。在國家權力的改造、地方精英的輿論優勢面前，弱勢的地方群眾不能直接與之對抗，而是采用種種迂回的方式一方面響應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號召，一方面保住自身的生存，如代表茶館經營者團體利益的公會和代表茶館工人團體利益的工會與地方政府進行的妥協與抗爭。在獲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精英與努力維持往常生活的地方民眾的這種對立和相對和諧的狀態中，誰也沒有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雙方形成一種了博弈的狀態。

　　批判茶館生活的地方精英沒有實權，僅僅是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政府的主張形成看似強大的話語陣營，從他們自身來說反對茶館的存在可能是基于二十世紀初期對國家救亡圖存的需求，類似于民間文學的發端者為了改良社會風氣喚醒民眾而到處搜集民間文學。而依托茶館生存與生活的民眾則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生存。地方精英與地方民眾的博弈都是基于生存，前者是希冀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后者是考慮自身的生存，至少從書中看我認為是這樣。這反映了精英與民眾話語權的不對等，精英與民眾的生活落差，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差異。我想在以下僅僅梳理書中部分關于地方精英與地方民眾博弈的具體情形：如對民眾在茶館中進行的娛樂活動的博弈，婦女進入茶館的博弈。

　　二、圍繞茶館展開的部分博弈

　　“在晚清，在國家權力的支持下，精英力圖改良和控制公共娛樂；在民初，新政府發布更多的限制地方戲的政策。”地方政府力圖將茶館納入正規的社會秩序當中，頒布各種對茶館的管理規章，試圖嚴密地控制在茶館中發生的民眾的日常生活，同時在政府的支持下地方精英對茶館戲劇進行改寫，把傳統的戲曲改為包含“新的”、“積極的”、“進步的”情節的戲曲，把他們的政治主張灌輸到表演的節目中，達到教化群眾的目的。精英的這種努力對群眾的教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群眾不都喜歡看這種改良過后的新戲，仍是喜歡精英和政府不希望看到的“老戲曲”，這時茶館和演出藝人為了維持生意，吸引顧客前來，也會突破政府和精英設置的限制，并不認真遵守規章，背地里仍然演唱老戲曲。茶館為了生意同時又不引起政府注意總是想辦法與政府周旋，政府擁有干預茶館娛樂生活的權力，但茶館為了生存也有其應對的策略。而進入茶館的民眾并不關心政府和精英對茶館的改良主張，只希望維持同往常一樣的娛樂生活，如果茶館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就尋找別的茶館。

　　20世紀初，成都的中上層婦女獲準進入茶館，她們進入茶館中的戲園聽戲，此前允許進入茶館的是年紀較大的婦女和社會中的下層婦女。婦女進入茶館后，在與男客分開的公共空間獨處。她們進入茶館引發了其他民眾的好奇心，吸引更多的民眾進入茶館，茶館的生意也因此更好。同時受到西方影響的改良精英在面對婦女進入公共空間這個問題上表現得很保守，他們在報紙上發文表示婦女進入茶館的種種弊端，號召婦女不要進入茶館，不要受到社會的壞影響，同時執法警察就婦女進入茶館對茶館進行調查。抗戰時期，從外地避難的人大量涌入成都，這時許多婦女開始在茶館中謀生，做“女茶房”。她們進入茶館為茶館經營者帶來了更好的生意，但是由于中國的傳統社會不允許婦女進入公共空間工作，地方精英在報紙上對她們的批評頗多，認為她們進入茶館工作會導致她們道德淪喪。這種風氣之下，地方政府對女茶房也頒布了很多限制的規章。在嚴苛的社會環境下，大多數女茶房不得不回歸家庭。

　　雖然本文試圖梳理地方精英和地方民眾的關系，但這部分在書中涉及的內容少，對于書中與這部分相關的內容我產生了一些疑惑。作者在書中運用微觀史觀通過關注小人物在幾十年中圍繞茶館展開的日常生活來向人們重現區別于帝王史觀下的歷史，他把茶館作為觀察社會一個的微觀角度，通過查找檔案館中有關茶館的資料、過去的新聞報道以及作家的描寫盡可能多地向讀者證明國家權力對近代地方社會的滲透是如何借助當時閉塞偏遠的成都茶館表現出來的。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寫道：“本書實際上是通過研究茶館考察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遷，其貫穿始終的主要觀點是：在20世紀前半葉，堅韌的地方文化和習慣不斷反抗西化的沖擊，拒絕現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國家權力的日益滲入，而這種國家權力的滲入并日益加強的過程，貫穿在20世紀上半葉的民眾公共生活之中，即國家越來越直接干預人們的日常生活。”通過這句話我產生了一個問題：作者運用微觀史觀以小見大通過描述成都的茶館生活想要反映整個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變遷，我的問題是成都的茶館變化反應出的地方社會的變化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的變化嗎？成都的代表性在哪兒？在國家權力滲透進地方社會這個問題當中成都這個地方社會和整個中國的聯系在哪兒？是否可以對成都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進行一些詳細的闡述？

　　作者寫書內容詳實，觀察角度多樣，通過不同的角度都在試圖說明茶館是一個公共空間，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權力的代表怎樣利用茶館滲透進地方社會。與地方政府關系密切的則有當地的地方精英，他們總是試圖取締規范茶館。可是書中也提到茶館容納社會三教九流、不同階層的人，并非只是下層群眾的聚集地，茶館也有檔次高低，不同階層的人會選擇不同的茶館進行消遣，但其中因為娛樂等原因也沒有絕對的分野，擁有大量財富的人為了聽評書也不得不到低級茶館。那些反對茶館生活的精英也可能是茶館的常客，那是否與他們反對茶館相矛盾，還是作者所說的反對茶館的地方精英與去茶館的精英并非同一撥人，作者在書中對精英的界定是否不太明了？

　　縱觀全書，作者以茶館作為切入點時，已經預設了一個結論，即國家權力必定通過茶館滲透進地方社會，這是一種結論導向式的分析，所有搜羅到的資料都盡可能地用來說明這個結論，跟著作者的邏輯能發現其合理性，但個人對一些問題也產生了疑惑，認為作者在某些概念的界定上并沒有說明白。因為對本書閱讀次數有限，再加上個人閱讀量少，對以上的問題還不能解答，相信隨著閱讀次數的增加和閱讀量的提高，可能發現以上問題全因為個人讀書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