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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為王——《萬歷十五年》中的管理智慧讀后感5000字：

　　久聞黃仁宇教授所著《萬歷十五年》為書中佳作，得蒙裕曉兄厚愛，將其所愛贈予，近讀之，果凡響不同。

　　《萬歷十五年》是該書的中文版名，其英文原著可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書名看似平平無奇，卻與本書的主旨相呼應，1587年，在明朝的統(tǒng)治下看似沒有發(fā)生什么可供記載的大事，但是許多的問題都業(yè)已暴露，而當權者們或不知、或不愿、或不為，就這樣，許多看似毫無聯(lián)系的小問題最終促成了明朝的滅亡。但究其根本，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tài)維持王朝的安全，這種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

　　在這其中，萬歷皇帝、文官集團、武官等幾方的博弈被描寫的尤為生動傳神，也最具有借鑒意義。人們研究歷史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到有益的經驗以借鑒，從這個角度來說，以本書的人物為主線，聯(lián)系到現今的企業(yè)管理，倒也別有一番滋味。

　　如果將明帝國比作一家公司，那么相應的，萬歷皇帝就是這家已經運行了200多年的機構的世襲董事長，而權傾一時卻又能力出眾的大學士張居正無疑是其CEO（首席執(zhí)行官），在張居正去世之后，萬歷又收回了這家“大公司”的管理權，作為張居正接任者的申時行則成為了帝國戰(zhàn)略的執(zhí)行人和各組織機構之間的居間協(xié)調人，因為此時萬歷已經獲得了實際決策權而兼任帝國CEO，那么，申時行的實際職責就更加近似于企業(yè)的CMO（首席運營官）。本書的另一重要人物——抗倭名將戚繼光，其實際職責更加類似于這家大公司CFO（首席財務官），負責維持帝國的戰(zhàn)斗力，而保證其平穩(wěn)運行。他與前任CEO張居正的關系很好，因而在其倒臺后也隨之被辭退。模范官員——海瑞，非常類似于企業(yè)中的監(jiān)事，他總是認真的貫徹執(zhí)行帝國的各項制度和行為準則，同時也在時刻的監(jiān)視著周圍人的一舉一動，然而，因為他近乎于偏執(zhí)的認真，雖然在廣大的普通員工——百姓們的眼中，他是萬人敬仰的英雄，但對于帝國的各個機構官員來說，他確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麻煩，這也注定了他最終的慘淡收場。

　　那么下面，我們就根據他們各自的人物設定，來對他們進行一一的解讀，同時，也希望能從對他們的解讀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明朝及至萬歷登基已經建國205年，其間雖然也經歷過如當權皇帝被它國擄走等危急時段，但在滿朝文武的一直努力下總算度過了難關，帝國的發(fā)展狀況似乎也正穩(wěn)中向好，作為守成之君，九歲登基的萬歷在朝堂之上雖然貴為九五之尊，卻也只是在文官集團的裹挾下前進，祖上雖然在萬歷年齡尚小之時便已辭世，但因為本朝200多年來一直沿襲的制度框架還在運轉，也不至于使國家限于癱瘓的境地。不僅如此，因為朝中老臣，帝師張居正的管理，大明帝國已有煥發(fā)第二春的趨勢。

　　正如大企業(yè)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就普遍的會產生“大公司病”一樣，此時的大明帝國經歷了200多年的發(fā)展也產生了機構臃腫、小團體分化并各自為戰(zhàn)等一系列問題。對于這樣的現實，萬歷皇帝心里也是十分清楚，他也曾夢想著要做出一些有益的努力，使這個龐大的帝國向著健康的方向發(fā)展。但是，讀后感此時情況的發(fā)展，已經不能為他所控制，這個龐大的帝國機構至今還在使用著其創(chuàng)始人（朱元璋）所設立的一套制度，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套制度明顯的已經落后于時代。雖然貴為帝國的繼承人，這個龐大的機構得以繼續(xù)運轉的關鍵人物已經不再是大權獨握的“天之驕子”，而且，就個人性格來講，萬歷皇帝充其量只能算是個改良主義者，這使他雖然可以發(fā)現問題卻缺少進行變革的勇氣，所以，當他的想法受到文官集團的反對或者批評時，他也只是在用“怠政”這種消極的方式來進行反抗，而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帝國機構的運轉方式。在帝師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如果說萬歷尚且具有改變這一切的勇氣，當他死后，特別是被人告發(fā)清算之后，萬歷已經對這一切都失去了信心與興趣，當他知道自己曾經最為倚仗的老師都在陰奉陽違后，他就不敢再去相信任何人了。

　　雖然萬歷十分清楚的看到了問題的癥結，但是，由于缺乏足夠的決心與威望，使他最終不得不放棄自己最初的目標——制度改革。而制度落后，也是造成明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正如一家公司的運轉，在創(chuàng)業(yè)期往往靠的是創(chuàng)始人的個人努力，到有了一定的發(fā)展，就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使每個人在該制度的框架下各司其職，一旦某個職位出現空缺，都能迅速的找到合適的人來補足，這一點，也是一家公司創(chuàng)業(yè)成功的標志——公司制度的建立。但是，對于公司的繼承者來說，公司的制度一旦被建立起來，而且是在其完全沒有參與的情況下，若要對其進行改革，其難度，可想而知。這也是為什么在現實中我們常常會看到，每當一家公司出現問題時，出來主持大局的往往會是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或者某位已經退居幕后的曾經功勛卓著的領導者。前者如戴爾電腦的邁克兒·戴爾，后者如星巴克的霍華德·舒爾茨。他們都曾在退休后，在公司遭遇發(fā)展危機時重新出面主持大局，對公司體制進行改革或改良。

　　而對于明帝國來講，萬歷皇帝更多的只是一個符號化的人物設定，他九歲登基之時，只是在張居正的主持和文官集團的輔助下才得以保持帝國的穩(wěn)定，他缺少如太祖一般的威望，也沒有成祖一般的勇氣與才華，這使得他雖有滿身抱負卻無處也無法施展，而要維持帝國的穩(wěn)定，他又不得不寄希望于祖輩留下的制度來對社會進行有效的管理，每一項小的制度改革都有可能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如果不能對局面進行有效的控制，那么，改革或者改良反倒不如不改，維持現在的局面反倒不至于讓自家基業(yè)毀于己手。所以，在歷史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怠政的萬歷，他可以連續(xù)三十多年不上朝，也可以為了與文官集團對抗而將立儲一事一再擱置。他看似無為，實則無奈。

　　提及萬歷一朝，首輔張居正是個不得不提的人物，萬歷九歲登基，如果不是張居正在皇帝年紀尚小之時主持大局，恐怕朝政早就已經荒廢而明朝也可能在萬歷一朝就戛然而止。

　　在隆慶皇帝在位的時候就位極人臣的張居正，到了萬歷登基之時已經成為了明帝國的實際控制人，所幸，這位權傾朝野的首輔并不是如王莽一輩的野心家，他勵精圖治，改良朝綱和各類體制，當然也不可避免的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這也是他去世之后被清算的主要原因。然而，平心而論，張居正在世之時對朝廷所做的貢獻是遠遠大于同時代的其他人的，至于說他生活奢靡、結黨營私的人，也只是為了維護自己或自己所屬團體的利益，尚且不說這些內容的真實性，就算如狀告者所言，張居正所得到的也遠遠不及他為這個朝代所做的貢獻。

　　然而，時代賦予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這是這個朝代得以存在的制度基礎。皇帝可以奢靡無度、紙醉金迷，可以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但是，在以儒家思想和傳統(tǒng)道德為依托的制度體系里，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只要這一點不變，張居正就算有再大的貢獻，在滿朝文武和天下人眼里也沒有市場。想要勵精圖治，就勢必要用自己信得過的人，而這些被一手提拔上來的人，為了表達感謝，也不免會給出相應的回報，這就使得勵精圖治和結黨營私只在一念間，而決定這一念的就只有皇帝一人。這是時代的選擇，也是時代的悲哀。

　　在公司的架構中，CEO（首席執(zhí)行官）就是這樣一個角色，上要對大股東負責，下又要對公司負責。一個好的CEO往往能兼顧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發(fā)揮出自己全部的才華。相應的，一個好的公司也一定會有一個好的制度來給予貢獻者應有的回報。比如：在現在的公司架構中，公司的CEO往往是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這樣就將公司的利益和其自身的利益牢牢的綁在了一起，就算CEO是從外部請來的專業(yè)的管理人員，董事會也會給予他們一定的期權，以將其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綁在一起，從而使其更好的為公司服務。

　　從這個角度來講，張居正是一位合格而且貢獻極大的CEO，但是明帝國這個組織的制度卻沒能給出他合理的回報。雖然，制度導致了他最終的悲劇收場，但是，他對明帝國的貢獻不能也不應該被抹殺。

　　如果說張居正是萬歷一朝開始幾年的CEO，那么申時行則是被張居正一手提拔起來的CMO（首席運營官），只是，在張居正去世之后他沒能順理成章的成為CEO的繼任者，而是更多的扮演起了大權獨攬的皇帝背后的男人。這時，他的角色，比起他的前任張居正來說，其重要性已經低了很多，相應的權力也削弱了不少，這時候的萬歷已經把帝國最后的決策權拿在自己的手中，以防止再出現一位張居正式的人物。

　　在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從其清算運動中掌握了大量的證據，而這些，與張居正活著時候皇帝所掌握的事實，是那么的不同，因而也使萬歷對其徹底的失望，而之前，他幾乎是被這位自己的老師一手教導起來。繼而，隨著文官集團的不斷揭發(fā)，萬歷也一步步的由失望而轉為了憤怒。同時，隨著皇帝年齡的增加，他也已經不是當年的九歲小兒，對于一些事情，他已經可以有了自己的想法，因而，他漸漸的把帝國一些事物的決策權收回到自己的手中。此時的首輔大學士，與張居正在世之時相比，已經變了味道，他已經由帝國的決策者而變成了皇帝命令的傳達人。而由于是被張居正一手提拔，在其被清算之后，就使申時行的處境變得更加尷尬，也使他注定只能活在其陰影之下。

　　在公司的組織架構中，CMO正是那個CEO背后的人，他們也大多難逃被CEO的光環(huán)所籠罩的命運而鮮有庫克那種走上臺前的機會，不過，這同樣也是一個考驗個人能力并且不可或缺的職位。因為，他們的工作目的是提高企業(yè)的運營效率和流暢度，從這個方面來講，申時行顯然并沒有履行好自己的職責，也或許，明帝國發(fā)展到現在，其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等問題已經不是靠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努力就能改變的。

　　總的來講，申時行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合格的首輔，除此之外，似乎很難再對他做出任何有益的評價。

　　抗倭名將名族英雄戚繼光，我們從小就熟悉的人物。其所創(chuàng)立的戚家軍威名遠揚，倭寇聞戚家軍喪膽。我們只知道戚繼光是英雄，對英雄背后的故事卻不見得了解。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下，文官集團把持著朝政和包括軍事在內的幾乎一切的事物，而作為武官，擁兵兩萬對朝廷來說就是一個大威脅，在這種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下，戚繼光創(chuàng)立戚家軍可謂是艱苦備嘗。若不是因為張居正的器重，在歷史上我們或許就不會聽到戚繼光這個名字，也正是由于和張居正的特殊關系，在張死后，戚繼光也受到了牽連，被罷官還鄉(xiāng)，晚年郁郁而終。

　　如果說軍人是國家的鋼鐵防線，那么對于一家公司來說，現金流就是企業(yè)的生命。而作為企業(yè)現金流的實際掌管者。CFO（首席財務官）就起到了和軍隊將領一樣的職責，他們負責保障公司的安全。在一家運轉健康的企業(yè)中，CEO與CFO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很多問題上都需要二者的配合才能完成。因此說，CEO與CFO關系相處的融洽，對一家企業(yè)來說，無疑是莫大的福氣。為我們所熟知的馬云和蔡崇信就是這種關系的代表，關于他倆的故事，網絡上比比皆是，在這里也就不再贅述。

　　不過，雖然創(chuàng)立了戚家軍并且抗擊外族入侵有功，戚繼光的處境并非向其歷史評價一樣的輕松和風光，這其中，落后的帝國制度無疑首當其沖，它大大的抑制了武官的才華，使其幾乎沒有發(fā)揮的余地，即使在先祖有過被敵人擄走的先例之后，也未見得有些許改變，這也就決定了明朝最后必然的悲劇，這已不是戚繼光等一兩個英雄所能改變的。

　　戚繼光在那種風雨飄搖又內外交困的時代創(chuàng)立了聲名遠播的“戚家軍”，確是無愧他民族英雄的歷史評價。

　　“水至清則無魚”，用這句話來評價海瑞再好不過。

　　海瑞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一絲不茍的遵循著這個社會的行為準則——道德，同時，他也在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法律，來捍衛(wèi)一個清官的尊嚴。但是，正是太過于鐵面無私，又太過于苛刻，使他最終成為了所有管理者眼中的麻煩，雖然他同時也是百姓之中的英雄。

　　他是社會的檢察官，他的目標是消除這個社會上所有與道德不符的現象。他的眼里容不得任何的沙子。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國的根本大計是在上層懸掛一個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標準，而責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圍內照辦，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的法律，乃是按照規(guī)定的最高限度執(zhí)行。如果政府發(fā)給官吏的薪給微薄到不夠吃飯，那也應該毫無怨言的接受。這種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動作為證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時候僅僅留下十兩白銀，不夠殮葬之資。

　　對于一家公司來說，他也有相應的監(jiān)察機構——監(jiān)事會。它是由公司的各個階層的代表人員組成，為的是保護公司全體員工的集體利益。但如果公司的監(jiān)事都苛刻如海瑞一般，那只會適得其反，甚至有可能影響公司的正常運營。所以，最稱職的往往不是最嚴格、最鐵面無私的人，而是分寸拿捏的最好的那個。

　　過于拘泥于傳統(tǒng)道德的海瑞雖是“萬年青草”，但卻是只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棟梁者。作者：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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