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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155年底，新御史大夫晁錯在漢景帝的支持下，掀起了大張旗鼓的削藩運動。但削藩剛剛開始不久，吳、楚等七國聯合起兵叛亂，舉國震動。于是，漢景帝“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晁錯一生政績不凡，且才華出眾，是西漢初期聞名的政治思想家。先人大都將他的死和事先另一位大思想家賈誼的英年早逝，并稱為“西漢時期最悲劇的政治事件”，意在悵惘、同情他壯志未酬，抱屈而死。

　　可是，發生這樣的悲劇，究竟是歷史之錯，依然晁錯之錯？

　　與賈誼不同的是，晁錯是法家出身。這很能讓人想到因為變法而慘遭車裂酷刑的秦國商鞅，而事實上，晁錯也的確很崇拜商鞅，他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商鞅的“刑名之學”。據《史記》載，晁錯曾跟隨軹縣人張恢學習申商之學，后因為過人的文學才華，擔任太常寺（負責祭奠和教育的部門）中太常掌故一職。

　　可以說，這是晁錯一生仕途的開始，但更加正確地說，這應該是他開始命運之旅的機遇之地。

　　焚書坑儒和連續多年的戰爭禍亂，使大秦王朝斯文掃地，許多優秀的傳世之學險些失傳。以至于到西漢文帝時，偌大的天下，真正懂得經典之作《尚書》的僅剩下一位“濟南伏生”。這實在讓人痛心不已，可更為疾首的卻是，當人們發現這位“故秦博士”時，他已經“年九十余”，根本無法再被征召入朝了。無奈之下，漢文帝只好令太常寺遴派一位有才之士親自到這位老先生家中去學習《尚書》。

　　人生的發展，永遠離不開機會巧合的支持。身世并不出色，俸祿不到百石的小吏晁錯被遴派出這份令眾人羨慕的“公差”，

　　這次偶然的學習，著實讓晁錯受益匪淺，不僅使他今后奇貨可居，更使他由簡樸的只治一經之說的學者，成功蛻變為―名學貫儒法的絕世奇才，像一顆璀璨的明星，迅速照亮了西漢文壇黑寂的天空！因此，他很快受到了文帝的賞識，先后被任命為太子舍人（太子的伴讀）、門大夫（掌管遠近表牒，協調內外），更“以其善辯得幸太子”，被大家稱為“智囊”。

　　晁錯的精彩開始了。法家剛毅深刻的政治性格，加上儒家標榜仁德的教化方略，使這位太子的屬官與一般的朝臣相比較，多了更加精準的政治眼光和感覺。因此，面對社會常態，他往往能看到隱藏在表象背后的問題與矛盾所在：

　　事先，一部分朝廷大臣普遍認為太子不必專門學習治國“方術”，而晁錯卻言必有中地指出：“竊觀上世之君，之所以不能保持政權，而被亂臣顛覆，只有一個原因，那便是他們不懂得治國術數。”他說：“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國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即作為一位君主，他必須知道怎樣統馭他的臣民，使群臣畏服，怎樣聽取下面的奏報，不受蒙騙；他必須懂得采用何種方式使百姓過得安康幸福，怎樣使四海歸一，沒有叛亂；他還要使臣子忠孝，沒有異心。總之，“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過后者，以知術數也”。所以，他發起文帝，應該選擇圣人之術中當今切實可用的，讓太子學習掌握，并注重讓太子常常就時事政略宣布自己的看法，這樣可以鍛煉他的治國能力。

　　事先漢朝統治者治理國家主張無為而治，故晁錯關于法家帝王之術的這番侃侃而淡，不容置疑成為點睛之筆，讓漢文帝的眼睛亮了起來，不僅立即采納此發起，而且拜晁錯為太子家令，主管太子府的庶務工作。

　　晁錯是最幸運的大臣，相較與賈誼的仕途坎坷，他簡直是一馬平川。一次次聰明與才能的精彩亮相，使他愈加自信，而文帝及太子的器重與寵信，更是給他創造了澎湃熱情的絕好舞臺。在這肥沃的政治土壤里，他有著太多的思想要表達，太多的理想要實現二

　　不僅僅只是簡樸的對仕途的渴望，更主要的是一種大志向、大自信的顯示，一種火急著要濟世利民的熱情以及一種偉大人生的自我實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因此，輔佐太子的這一段時間，成為他思想創作的歉收期，被魯迅先生評價為“西漢鴻文”的千古佳作《論守邊勸農疏》與《論貴粟疏》即創作于此時。

　　公元前169年，匈奴騎兵侵犯隴西地區，連續多年困擾漢朝統治者的匈奴問題再次成為亟待減緩的難題。這時，晁錯的《言兵事疏》放在了漢文帝面前，滿腹經綸的他對比分析了漢、匈兩圉的形勢和實力后，總結歷史上用兵的經驗，提出聯合少數民族共同對付匈奴的抗匈政策，并提議用“以一擊十之術”，“興數十萬眾，以誅數萬之匈奴”。

　　一個文縐縐的學士能夠提出如此用兵策略，文帝大加贊賞。但將兵之事豈是這樣簡樸？文帝雖然贊許，卻并未打算付諸實施。于是，晁錯又呈遞了《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疏》，發起用移民實邊的方式替代輪番戍邊的政策。晁錯指出，秦時戍邊政策之所以失敗，首先在于他們強征內地軍民輪流戍邊，“一歲而更”，不僅輕易造成軍民水上不服，多無辜傷亡，而且對匈奴的虛實狀況也不輕易了解。“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秦之戍卒，不能服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其次，這種戍邊政策太過嚴酷，賞罰不分：“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過后，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因此才會出現陳勝起義這樣的事件。

　　他分析說，匈奴的特點在于流動不定，“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于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所以，當有匈奴來犯時，“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一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下去，“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針對這樣的狀況，晁錯認為：第一，采取賜爵、免稅及赦罪的方式，招募內地百姓到邊塞地區安家，從事長期生產，但前提是政府先給移民百姓提供衣、食、工具等，直到他們能夠自給自足為止；第二，修建邊防工事，并按照軍事組織的方式編制移民，“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只有這樣，邊疆的防守才能得到真正鞏固。

　　讀《言兵事疏》，還可以說是滿紙書生意氣的紙上談兵，但面對《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疏》，我們卻迫不得已“奇其材”了。寥寥數十語，卻句句如神來之筆，不僅緊扣眼前現實狀況，切中要害，而且突破常規，獨具匠心。因此，魯迅評價說：“為西漢鴻文，沾溉先人。其澤深遠。”后代的屯田政策就是晁錯的這種移民實邊政策的承當和發展。

　　公元前155年，晁錯的一道上疏再次引起了滿朝的震動。晁錯說：“早年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發展到現在，光是齊、楚、吳三位諸侯王就擁有一百六十多座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嚴重威脅著中心集權。尤其是吳王劉濞，先前因為吳太子被皇上打死之事心懷怨恨，假說有病，不來朝見，按照律法本該處死。先帝不忍治罪，賜給幾杖，恩德深厚。但吳王不但不改過自新，反而更加驕橫放肆，不僅悍然開銅山鑄錢、煮海水熬鹽，還招募天下亡命之徒，反叛之心已經非常顯明。請皇上削其地，收其枝郡。”這道上疏一出，朝野里一片沸聲。

　　此時，漢文帝已經去世，景帝即位。晁錯先被任命為內史，掌管京城長安的行政工作。兩年后，即公元前155年又升任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似乎這所有都朝著晁錯期待的方向發展。從職低位卑一步步到位高權重，晁錯興奮地感覺到自己離改革朝政、重整國土的理想，又走近了一步。

　　對大漢王朝，晁錯有著說不出的熱愛之情。他的志向，他的胸懷，已經與這個帝國的榮辱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路。是以，他的奮斗上進，他的自動向上，已不只是一般的渴望參決朝政和臣子簡樸的盡忠職守，更多的是真正地對這個王朝負責。他已經有意無意地擔負起了這個重任。所以，他從來都是以一種與眾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在審閱這個王朝的發展，以一種近乎苛求的態度，要求整個帝國要像一臺細密的呆板一樣，絲絕不差地高速運轉。

　　不僅是匈奴問題，晁錯敏銳的政治視覺通知他，影響著大漢王朝繁榮穩定的另一個致命的問題則是日漸膨脹的地方諸侯勢力，這才是王朝真正的心腹之患。

　　漢高祖劉邦建漢后，鑒于秦王朝長久的二世而亡，除在京畿地區持續實行郡縣制外，在中心政府的外圍還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諸侯作為鞏固皇權的支柱。但出乎他意料的是，選擇這樣的政治體制，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卻恰是一種發展。正是這種既不同于邦國制，又不同于郡縣制的“郡國制”，不僅沒有給王朝帶來穩定統一，反而導致了西漢初期的數起戰亂。

　　按照這種“郡國制”，各地諸侯王除了擁有自己的領土外，另有獨立的政府、軍隊和經濟收入，儼然是一個又一個有別于大漢王朝的獨立王國。長此以往，伴伴隨著王國實力的逐漸增大，必然產生與中心政府分庭抗禮、同姓不同心的危險局面。更嚴重的是，到漢景帝時期，這樣的諸侯王國已發展到了二十多個。如果任由他們持續坐大，勢必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因此，針對這種腦體倒掛的危急現象，晁錯武斷地向漢景帝提出削藩――裁減地方諸侯國領地，收回封國權力，以增強中心皇權的聚集與統一。

　　事實上，對于諸侯國尾大不掉的危害，在晁錯之前，英年早逝的賈誼就曾向漢文帝提醒過，而且他還發起“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但以受到文帝及文武大臣的反對而作罷。

　　晁錯也不能幸免，他的《削藩策》一出，險些所有的大臣都一致反對。他們認為，應該持續維持現有的狀況，大概至少是再遲幾年再慢慢削藩。況且，削藩極有可能造成諸侯叛亂，使天下陷于災難之中，厥后果是無法想象的。但晁錯卻不以為然，他斬釘截鐵地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既然遲早要反，為何不提前先下手為強，消弭隱患？難道非要等到他們真的造反叛亂，才開始遏制？

　　這份鼠目寸光，迫不得已讓漢景帝對晁錯欽佩有加。盡管朝臣多不贊成，但最終漢景帝依然決定了實施晁錯的發起――削藩，首先削奪吳、楚王各兩個郡，趙王一個郡，膠西王六個郡。 但遺憾的是，從后代來看，晁錯太過火急地實現王朝興盛的政治理想，步子顯而易見是邁得太大了，以致于沒有人能夠跟得上，甚至連他自己都開始顫抖了，這也為異日后的悲劇埋下了隱患。當然，無論晁錯的主張有多么利國為民，對于各個諸侯王來說，讓他們放棄手上的既得利益，都是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的。

　　正如晁錯的“削亦反”，朝廷的削藩令一下，諸侯國便一片嘩然。公元前154年正月，吳、楚兩國率先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起兵叛亂。同月，趙王、膠西王、膠東王、濟南王和淄川王也紛紛起兵，組成七國聯軍，向京城殺來。這就是歷史上聞名的“吳楚七國之亂”。至此，不僅是晁錯的個人命運，連整個大漢王朝的命運也受到了考驗。

　　事兒發展到此，是晁錯所沒有預料到的。面對來勢洶洶的叛軍，漢景帝趕忙一邊調兵遣將作軍事部署，一邊找晁錯商量對策。因為中心政府并沒有事先做好預備，此時接連敗退。晁錯發起先割讓兩城給吳王劉濞，以拖延叛軍，后又發起漢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做后方支援。這樣的發起不錯，但是由削藩的“總設計師”晁錯提出來，卻讓漢景帝和其他大臣們無言以對，大為失望了。

　　晁錯還發起景帝應該追究袁盎預先知道吳王叛亂卻隱瞞不報的罪過。袁盎知道后驚恐萬分，趕忙向漢景帝說：“吳楚叛亂，其實是有辦法應付的。吳王鑄錢煮鹽不假，但他招募的卻是一些無賴子弟或亡命之徒，根本不能成什么氣候。他們之所以貿然造反，只是因為晁錯擅自削藩危害了他們的利益。現在只要殺了晁錯，送還各諸侯的土地，他們就會退兵了。”

　　本就張皇失措、方寸大亂的漢景帝猶豫了起來，想著步步進逼的叛軍，他沉默了許久后說：“如果真如你所說，為了天下，我不會偏愛某一個人的。”雖然沒有一定，但現實上，漢景帝心里已經認同袁盎的看法，有犧牲晁錯的打算了。

　　十幾天后，丞相陶青、廷尉張歐和中尉陳嘉聯名彈劾晁錯，指責他“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當“要（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漢景帝日：“可。”于是，忠心耿耿為漢家操勞的晁錯就這樣被“一刀兩斷”了。

　　“罪魁罪魁”晃錯死了，可叛軍真的會退兵嗎？不會！答案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證明，晁錯也的確是抱屈而死。對此，事先任漢軍校尉的鄧公深有感觸，他說：“吳王預備造反已經數十年了，所謂‘誅晁錯，清君側’不過是他找的借口罷了。相反，晁錯為國家社稷的安定昌盛費盡了心血，現在卻落得滅門的下場。恐怕從此以后，再沒有人敢站出來為國家出謀劃策了。”漢景帝聽了以后，“默然良久”，嘆氣道：“公言善，吾亦恨之。”可惜人既已誅，再無轉頭之路了。

　　吳楚七國之亂平定過后，漢景帝持續晁錯的削藩政策，乘勢收回諸侯王治理封國的權力，裁減各國領地，削弱他們的實力，為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創造了條件。

　　因此，就削藩而言，晁錯無疑是鼠目寸光、深謀遠慮的，但他卻終究因削藩而死，這里的問題出在哪里呢？是他太忠心、太執著，依然因為他太“峭直刻深”？

　　司馬遷說：“晁錯為國遠慮，禍反其身。”班固也在《漢書》里說他：“銳于遠慮，而不見身害。”恐怕全不盡然。從太子家令到御史大夫，晁錯可以說是將削藩大業作為自己的一種政治理想為之奮斗，自己要落得什么樣的結果，他是非常清楚的。當初他的父親(father)見他更改政令，得罪諸侯，專程從故鄉潁川趕到京城來勸他：“皇上剛剛即位，你當權處理政務，削減諸侯力量，離間疏遠人家的干系。現在大家都議論紛紛，對你滿是怨恨，你到底為了什么？”晁錯大義凜然地說：“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不只如此，按說至少當他父親為之飲藥自盡后，他也應該有所反省，可是相反，他削藩的主張卻更加執著。

　　可見，并不是晁錯“不見身害”，他其實是做好啦心理預備的。遺憾的是，前面的一切都預備好啦，他卻預備了“以身殉道”。諸侯真正的“削亦反”后，他沒有臨危不懼，不僅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而且屢出昏招，無奈之下說出“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的話，迫不得已讓人扼腕嘆息。

　　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