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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親歷切爾諾貝利》有感2000字所有細節最終指向都不是細節本身，而是這些細節背后所隱藏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事實

　　1986年，4月26日，凌晨時23分47秒，蘇聯最大的也是電量產量最高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了歷史上影響最深代價最為巨大的核泄漏事故—840萬人受到輻射影響、15.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40萬人被迫離開故土，這一串驚心動魄的數字無時不刻的不在給世人敲響著警鐘。32年過去，當年受災最為嚴重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三國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核事故的陰影中，事故所導致的大量的放射性物質的泄漏對當地環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對周圍居民以及參與救援工作的救援人員的身體健康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至今仍無法估量。

　　此次事件也成為蘇聯解體的導火索。在事故發生初期，領導層只得到“反應堆安全無恙，發生爆炸的只是保護與控制系統的應急水箱”的信息，以至于34小時后才采取居民撤離的措施。蘇聯政府一直以來采取的都是秘而不宣，欺瞞群眾的處理態度，直到接到瑞典通過外交管道發出的信息，此時放射性物質已經飄到了瑞典，蘇聯政府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遠比他們想象的更嚴重。而更令人震驚和氣憤的是，黨內精英的孩子早已坐上飛機離開了基輔，從而引起普通群眾的強烈抗議和憤怒。雖然在此之后蘇聯信息更顯得透明化，但國民已經對政府信任瓦解崩潰，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曾經語出驚人地表示：“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后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

　　1954年，前蘇聯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電站—5MW實驗性石墨沸水堆。

　　到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的1986年這30多年間，無論在報紙上、廣播里，還是在電視上，到處都鼓吹著核電站的便利性、安全性。各種高層官員、權威核專家無處不在宣揚。有院士刊文把核電站比作“天空中的明星一般，整天閃耀著！我們應該把她們散播在全國各地，它們安全級了。”有的核專家把核反應堆比作常見的爐子，把核反應堆操作員比作往鍋爐里鏟煤的司爐。這么一說，高高在上的核電站就接地氣多了。這樣不僅能讓公眾覺得它們就像鍋爐一樣安全，同時輿論上也降低了核電站工作人員的危險性從而也使他們的工資并不會因危險性高而比熱電站工作人員的工資高。就在這樣的即亢奮又和平的輿論之下，核電站事業發展的如火如荼。同時漸漸的公眾們也相信和平的原子是萬能的靈藥，它對生態沒有污染，是可以信賴的，甚至安全到完全可以忘記它的存在。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和蘇聯核電站各種事故一直繼續不斷。僅蘇聯就發生過11起核事故，幾乎每一起都有工作人員受到了高劑量輻射，但可怕的是，蘇聯無論是政府還是媒體從來都沒對其公開報道過。

　　在P.S.奈波洛茲尼擔任能源與電氣化部部長時期，對公眾隱瞞核電站事故更是已經成為標準的行為規范。這種秘而不宣的對象不僅包括公眾，還包括在核電站工作的人。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它會讓人們變得粗心和自滿。接下來的繼任者，包括核電站相關的技術專家，也保持了一貫的沉默。甚至能源部簽署了禁止公開核事故相關一切信息的文件--“禁止公開出版、廣播和電視報道與能源設施（包括電磁場，輻射，空氣，水和土壤的污染）對操作人員和環境造成不利生態影響相關信息。”后來這則規定成為進行核電事業的行動基礎。一直以來似乎這種隱瞞事實真相的行為從未對核電站事業造成什么影響，直到我們所熟悉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漏事故的發生。

　　在當時核電站是久負盛名的最現代化的工作地點，會給人帶來榮譽、金錢、便利和地位。所有黨內精英都想設法謀取一席之地，在官官相護，謀取共同利益的驅使下，整個蘇聯核工業的體制內的決策層更多的都是“轉業”人士。有水電站過來的，燃氣行業過來的，就像作者文中提到的曾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鮑里斯·葉夫多吉莫維奇·謝爾比納，他是經驗豐富的管理者，十分苛刻，然而他把用于燃氣產業的管理方法完全照搬到對能源事務所的管理中。但是像能源部門這種滲透到蘇聯經濟方方面面的產業，不僅需要具備聰明、認真、謹慎這些基本素質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強大的專業技能做背書和必須得清楚核能的潛在的危險。很顯然并不能勝任這個職位。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直接導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漏的工程師們的專業素質就不得不讓人懷疑了。

　　負責管理3號和4號反應堆機組運行的副總工程師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佳特洛夫，曾經研究的是小型反應堆芯的物理學特性的，從來沒在核電站工作過，對于核電站的熱能布局并不熟悉，對于使用鈾作燃料、使用石墨作慢化劑的核反應堆更是一知半解。然而他有事進行此次測試的直接負責人，關于““反應堆安全無恙，發生爆炸的只是保護與控制系統的應急水箱”的信息也是他一直堅信的。當政府下令要撤離附近的居民的時候那是34小時之后的事情了，周圍的居民一直以為那就只是普通的火災而已，撲滅就好了，殊不知輻射的死神已經潛伏到了他們每個人的血液里，細胞里，幾天或幾周或幾個月或幾年，由于甲狀腺內積存太多碘會或快或慢的直接死于非命或終身殘疾；核電站負責人V.P.布留哈諾夫，汽輪機專家，之前在燃煤發電廠工作。是一位很好的工程師，但不是核能專家；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福明和塔拉斯.格里戈里耶維奇.普洛奇是1972年末到切爾諾貝利工作，福明被任命為電氣部門負責人，普魯奇任命為汽輪機部門副主任。而這兩人是不留哈諾夫直接推薦的，福明是電氣工程師，在熱電廠工作。而普洛奇是不留哈諾夫之前在燃煤發電廠工作時的同事。

　　切爾諾貝利災難即展示了人類巨大能力的一面，也顯示人類無能的一面。它給人類敲響了警鐘，不要陶醉于自己的能力，不要輕視大自然的力量，不要尋求短暫利益、快樂和引人注目的威望。因為人既是原因也是結果，你必須更有責任感，必須仔細審視你自己和你做的事。當我們想起人類的作品可以留存到未來，還有與之相伴的喜悅和艱辛，我們驚駭地意識到，那些破碎的染色體和基因鏈，由于輻射的原因要么丟失，要么扭曲，打他們已經成了我們未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將會在未來的歲月里一遍一遍的看到它們。那才是切爾諾貝利暫難最可怕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