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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利之辨——《修身要旨》讀后感2000字：

　　怎樣去除后天對心的蒙蔽？

　　首先我們要知道蒙蔽我們心的因素是哪些。簡單說，蒙蔽“明德”的因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人的私欲，二是社會的負面影響。前面談到的念上三大病，貪欲、傲慢、歹猜，基本都是來自于人的私欲，而上文講的錯誤的理念、錯誤的思維方式，則基本都是社會對人的負面影響了。儒家本著“反求諸己”的精神，更重視去除人的私欲對心的蒙蔽，因此宋代以來的各位大儒都提倡“存天理、滅人欲”，只有去除人欲、私欲，才能存養天理，也才能達到“明明德”。

　　源自人的私欲，蒙蔽人的美好素質的因素主要是兩個，一是欲，就是獲利之心，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一是情，就是情緒和情感。所以俗話才講，利令智昏、意亂情迷。智慧被蒙蔽主要是因為利，是利欲熏心，心意的混亂主要是為情所迷。

　　因為宋明大儒們往往強調“存天理、滅人欲”，給后世留下一種誤解，以為儒家不允許人追求物質利益，儒家的修行就是要徹底消除人的欲望。這種誤解直到當下仍舊存在。我覺得，對這句口號中“滅人欲”的正確理解應該是克制人的欲望，也就是儒家另一經典《禮記》中所說的“欲不可縱”，不可以放縱欲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格言聯璧》講“貪如火，不遏將燎原；欲如水，不遏將滔天”。

　　正是因為利、欲是蒙蔽人心的首要因素，所以儒家歷來非常重視討論應該如何對待義與利，這就是非常有名的“義利之辨”。

　　實際上，孔孟都不曾否定物質利益、禁止人追求物質利益。孔子是說過：“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用不義的方法獲得富貴，對孔子來說，就像天邊的浮云那樣的遙遠，那樣的不切實際，但如果是用符合義的方法獲取富貴呢？孟子說過：“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在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情況下，人應該選擇熊掌，在生與義不能兼得的情況下，人應該選擇義，但如果二者可以兼得呢？

　　儒家對義與利關系的看法，我認為，戰國時期與孟子齊名的另一位儒家學者荀子，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了：“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荀子認為，義與利任何一個都是無法消除的，就是堯舜那樣的圣王也不可能讓百姓拋棄欲和利，關鍵在于，不要讓對利的追求妨礙到義。從修身的角度說，不放縱欲望，使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不達到對心產生蒙蔽的程度，就符合“義”了。

　　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過這樣一句話，“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關鍵是端正義而不是謀利，關鍵是明道而不是求有功。朱熹認為：“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疲乏，是道必有功”。朱熹這句話代表著儒家義利之辨的另一方面的內容，將義與利、道與功對立起來就是不對的，實際上恰恰相反，遵循義才容易獲得利，遵循道才容易成就功。

　　如果僅僅以追求物質利益為出發點，你會發現，利益永遠在你的正前方，不論你怎樣努力奔跑，永遠也追不上它；如果你將追求道義為出發點，你會發現，利益就在你的腳下，垂手可得。所以荀子才說：“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將義放在前面、將利放在后面的人一定會獲得榮耀，反過來，將利放在前面、將義放在后面的人，就是自取其辱了。

　　放縱欲望最終的結局必然是“心為物役”。比如說，對住房的需求，也是一種物質利益吧，對房子的欲望要加以控制，才不會使你的心受到蒙蔽。讀后感我想大家都會認同這樣的理念：房子不必太大，夠住就行。但是，如果不遏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放縱自己的欲望，那么，多大的房子才算夠住呢？再加上攀比心和虛榮心作祟，就會永遠覺得房子不夠住，兩室換三室，三室換錯層，錯層換越層，越層換別墅，放縱欲望就會永不知足，結果這一輩子就一直在為換更大的房子而奔波，顯然他的心就被房子這件外在事情控制了、奴役了，就是“心為物役”。

　　儒家提倡的八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合稱“八德”，其中的廉，就是對物質的追求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也是為了不讓對物質的追求蒙蔽自己的心、磨滅自己先天的美好素質。

　　《老子》說：“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沒有比放縱欲望更大的罪惡了，沒有比不知足更大的災禍了，沒有比貪得更大的錯誤了。放縱欲望、貪得、不知足，在老子看來，這些都是錯誤、罪惡，是人生的災難。物質利益在給我們帶來享受的同時也會給我們帶來災難，這是我應該注意的。

　　因此，修“明明德”的第一件事，是將自己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內，不要讓其左右你的心。用當下的話來說，就是追求簡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