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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與杜甫》讀后感2000字一代才子的自信與自傷！

　　據說，《李白與杜甫》出版之后，郭沫若曾親臨人民文學出版社，說到一個月前中華書局出版的《柳文指要》，那是16開的大字本，言下頗有悻悻之意，而當時的社里的負責人則拿出報紙說，章士釗的書是主席特批的，這個沒法比，等等。郭沫若聽了一語不發，喝茶走人。

　　這個傳聞的確實性如何且不說，不過倒的確傳遞出郭沫若的某些性格特征，那就是自視甚高而且心氣傲岸不肯服人。雖說這是古往今來大才子的通病，但在郭沫若這兒表現得尤為突出。翻開《李白與杜甫》，第一頁就是翻舊賬，搗陳寅恪的底。雖說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的年代，陳寅恪已經死了，但是他仍然是郭沫若心里的一個繞不過去的坎兒。在1961-1962年期間，兩個人圍繞著《再生緣》一書，有過一段明里的文字因緣，暗里互相不佩服的交往。尤其是郭沫若，似乎要憋足了勁兒要把陳寅恪比下去。解放后被投閑置散的陳寅恪，憑著幾篇論文，在國內國外的史學界仍然有很大的號召力，隱然是泰山北斗的領軍人物。

　　五十年代，雙目失明的陳寅恪一半認真、一半消遣地寫了一個《論再生緣》，給人帶出去在香港發表，引起來很大的反響。作為一種回應，郭沫若也認真做起了《再生緣》的學問，這段時期，郭沫若寫給友人的信中這樣說到“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有人據此猜測郭沫若和陳寅恪兩人之間似乎有著什么恩怨糾纏。

　　實際上也許沒這么復雜，只是書生的好勝心罷了。仔細推敲起來，郭沫若跟陳寅恪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學者，郭沫若天性浪漫，想象力豐富，行文灑脫而下筆敏捷，而陳寅恪則有著舊式文人的拘謹，雖然也喜歡叨叨點兒男女韻事，而又故意閃避撇清，寫文章的風格又有點兒拖沓疲軟，雖說歷史論文不要求生動活潑，但從郭沫若的角度來看，不免私下有些微詞。兩個人在六十年代，曾有過幾次會面，仔細玩味當時一些人的回憶，郭陳兩人的會面說不上親切友好，不過也絕非冷淡浮面，而是兩個人都有些相惜的意思，而又礙于很多學術之外的東西，做不到推心置腹。

　　就陳寅恪來說，解放后，他是自覺遠離政治，也不見政治紅人，不肯讓人叨光鍍金的，就連康生都是吃閉門羹的人，所以，他見郭沫若肯定是因為郭沫若的學問，而郭沫若的政治身份反倒是陳寅恪心底疑懼難測不肯推誠的原因了。而郭沫若當時雖非大紅大紫之人，也還算是一面紅旗式的新派人物代表，他來見陳寅恪，一方面有繞不過這座學術泰山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有找茬的意思，不是地痞流氓的那種找茬，而是鼓足了勁，尋找陳寅恪的學問破綻，不讓舊式文人的代表在新時代繼續風光，一定要壓下一頭的意思。所以兩個人的會面的場景，應該是頗有意味，可惜，流傳的資料甚少，不得其詳。抄兩段郭沫若的日記，追想一下兩位大師相見時的那種相惜而又相左的氛圍吧：

　　1961年3月13日：同（馮）乃超去看陳寅恪，他生于庚寅，我生于壬辰，我笑說今日相見是龍虎斗。伊左目尚能見些白光，但身體甚弱，今年曾病了好久。

　　1961年11月15日：彼頗信云貞曲之楓亭為仙游縣之楓亭。說舒四爺，舉出《隨園詩話》中有閩浙總督五子均充軍伊犁事，其第四子即可謂舒四爺。余近日正讀《隨園詩話》，卻不記有此人。我提到“句山樵舍”，他囑查陳氏族譜。

　　壬水庚金龍虎斗，郭聾陳瞽馬牛風。渠聞此聯解頤，談約一小時，看來彼頗愜意。

　　其時，陳寅恪目已全盲，郭沫若耳近半聾，這副對聯拿捏的心情場景頗到位，才子錦心繡口，果然不凡。然后，圍繞著《再生緣》郭沫若也寫了幾篇文章，后來因為政治的原因（有關元朝征伐朝鮮的歷史和論述）沒能公開發表，讓這場比試不了了之。這樣的結局郭沫若多少會覺得遺憾吧？所以，數年后他開筆《李白與杜甫》，先拿過死了的陳寅恪來打打落水狗，安慰下自己的心高氣盛，也還是才子好勝習氣。

　　當然，他的論述的確比陳寅恪的那篇文章有說服力，除了推測“咸秦”是“碎葉”之訛這個缺乏論據的想象力之外，關于李白先世的一些觀點都能站住腳，而且理路清晰，文字干凈而活潑，不失大家風范。近些年來，陳寅恪時來運轉，老母雞變鴨，聲譽日隆，而郭沫若則越來越少人齒及，幾乎要墮落到落水狗的境地，是人是鬼都想來踏一腳，尤其是《李白與杜甫》，給糟蹋得一無是處，可傷！

　　個人跟時代的關系，是個很復雜的問題，個人的選擇有時候的確很令后人失望，但生逢其時，個人作出這樣那樣的選擇，其實都很無奈。讓后人覺得失望的，固然是無奈，而讓后人覺得佩服的，又何嘗不是無奈？我們不應該只是一味苛求古人，郭沫若不該苛求杜甫，我們也不應該苛求郭沫若。這樣洗涮去浮塵，才能看出一個人的真正好處，或者真正壞處來。《李白與杜甫》縱有千般不是，那份才氣，卻是無人能當，相較蕭滌非《杜甫研究》之類的著作，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其間的差別不可以道里計。

　　現在來看《李白與杜甫》，除了撇開階級觀念這類的浮沫，認真推究其中的資料選擇與排比、結裹論證與引申之外，還可以透過字里行間的細微之處，揣摩一代文人的辛酸與悲苦。第40頁所引《酉陽雜俎》的記載，尤其是《漢書·司馬遷傳》的言辭，隱隱有種自悔而又自辯的況味。郭沫若的性格天分跟李白相近，所以，他構建的李白形象多少有些理想化的傾向，而對杜甫，則行文之間，頗有貶抑，雖然有些曲解深文之處，卻不都是空穴來風。這與時下之人一味光明化杜甫，其實是同歸一偏。

　　固然，毛主席比較欣賞三李的詩作，但如解作郭沫若寫這樣一部書，來迎合毛主席的喜好，不僅僅是低看了郭沫若，也低看了毛主席。《李白與杜甫》的好處，不在于具體對李白和杜甫是怎么評價的，而是作為一種標本，讓我們看到大師如何組織和選擇材料，又是如何運化于文章之中而不露痕跡，尤其要看文章的氣勢回環和文字的流暢鮮活，簡直是一個樣本，可以讓我們學習如何避免墮入時下用來騙學位的那種刻板的論文八股之中。大師的著作都有缺陷，我們看到缺陷，就把大師扔進糞坑里，那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買櫝還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