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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讀后感2000字閻連科是在創作了《我與父輩》十年之后，才抬筆寫了《她們》，相較于家族中的男性，女性或未列入他的創作計劃中，不是他不想寫，而是他不敢寫，怕寫不好，會褻瀆她們。就像他在書中多次提到自己的懦弱，“懦弱是我的人生之痼疾，它終生都如鼻子眼樣陪伴著我”，他的懦弱讓相親對象走向另一種生活，他的懦弱讓不甘平凡的大姐一生都在抗爭，他的懦弱讓他無法像書寫家族中的那些男性一樣，可以恣意汪洋，可以揮灑自如，可以埋在故鄉那片土地里大哭一場。他可以驕傲地說《我與父輩》是他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對于一個荒誕現實主義作家來說，他最自豪的是寫了他的父輩。然而，他終于開始書寫女性了，以一種更為虔誠的筆調。

　　對于她們，家族甚至和自己有過關聯的女性們，閻連科的動筆晚了一些。如果說“他們”是那片平原上的黃土，那“她們”就是那片平原上稀缺的水。她們在某種意義上更偉大，更像創造了這片平原、這片土地、這個家族的圖騰。

　　用相親對象作為開頭是始料未及的，或許是作家怕一開頭就觸碰內心深處的痛，而選擇了那些與自己擦肩而過的人。事實并非如此，她們如飄萍，在自己的人生中倏忽而過，卻也留下了些許漣漪，甚至哀傷。有的帶點戲謔，有點帶點荒誕，有的帶有明顯的懺悔。既然她們注定與自己會發生一段故事，哪怕短暫得只有一個下午，哪怕后面的命運本與自己無關，作家內心仍充滿了懺悔，這種懺悔是基于自己命運的改變，基于自己在長長的人生里獲取了更多優越的生活，而她們還在那片土地上重復老一輩的故事。

　　大姐是個非典型人物，但又是個典型人物。為什么這么說呢？在既往歲月的樣板里，大姐多少會承擔一部分母親的角色，更多的是操勞。而作家的大姐覺悟卻非常高，早早就安排了兄妹幾個的未來，或者說早早就建議大家不要固守在這片土地上，要為自己謀一個出路。顯然，她自己也踐行著這個目標，也是夢想。作為鄉村民辦教師，在一批批民辦轉公辦的情況下，她一次次被忽視，像一季的莊稼忘了被收割。大姐是不甘心的，但又束手無策。作家為了大姐一次次放下矜持和自尊，去托關系，去送禮，最終大姐轉公辦的那天得到的消息卻是所有民辦都轉公辦了。大姐趕上了最后一撥轉公的機會。是命運捉弄還是天意？大姐轉公后兩年就退休了，接下來就是無止境地尋找新的活著的意義。可以說她是個典型的鄉村里有些文化，試圖抗爭能在那片土地上有所建樹的女性。

　　顯然著墨最多的是母親，作家用一整個章節的篇幅來描繪母親。母親的描述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寫，在所有游子眼里，母親的身份總是會被神化。在整個家庭里，特別是農村社會，母親的分量有時候是高于父親的。所以作家沒有用勞動來描述母親，而是勞作。“所以不稱女性的勞動為勞動，而是說勞作，這表明著比勞動更為辛苦的勞動和煩瑣”。母親不僅要忙田里的莊稼，也要忙家中幾口人的吃食和家務，還要顧及親朋鄰里的婚喪嫁娶。可以說，母親這個人物扮演著我們傳統文化里最經典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母親是勞作者，也是詩人，她甩開農把式，上岸就是媒人，是管家，是縫紉高手，她就在縫紉機上完成了農家日子的長篇敘事詩，述說著她和鄉村女性及其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而母親也是哲學家。一次誤診后，作家帶著母親去三亞散心。當所有的人都睡了，暗夜里只有月亮的光輝和海濤的聲音，而母親不知所蹤。原來她獨自一人去了海邊，目視大水，背對夜陸。母親憂慮著說出：“這兒咋有這么多的水。”然后又說：“連科，你說世上真的有神嗎？沒有神世上怎么會有白天和黑夜、日頭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說有神了，神咋會這么不公呢？讓這兒的水多得用不完，讓我們那兒吃水、澆地都困難。”母親在憂慮中完成了多重角色的轉換，母親說著神，也慢慢變成了“神”。在母親面前，自己不過是個愚笨、懦弱而無知的學生和孩子。

　　在大姐、二姐、嫂子、姑姑、娘嬸、母親乃至其他的女性身上，作者引用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更多地行走在后天和政治、社會、文化的道路及龐大、蕪雜的政治廣場上。作家認為除了第二性，她們還有文化、環境、歷史加諸于她們必須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為“社會勞動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這種特性是獨屬于中國鄉村女性，是女性最鮮明的與其他任何地區、國度的女性都不同的獨有之特質。

　　作家在一系列的女性敘事中書就了對鄉村女性，對中原女性，對中國女性群體的概論。她們用自己的命運，還原了生活，告誡了生活，最后理解了生活。這是一種對于女性的景仰，是理解和愛，是懺悔，也是追尋，而絕不是疏遠、嫉恨和隔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