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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至死讀后感心得體會2000字：

　　波茲曼認為“媒介即隱喻”，攝影術和電報的出現使得新聞的嚴肅性被消解，電視將新聞的內涵外延至超越時空和脫離個體的一切事物，使新聞失去了對現實生活的實用性和指導意義，成為了一種娛樂形式，并伴有大眾泛娛樂文化的副產品——即所有的內容都被電視以娛樂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樣的媒介使人們逐漸告別“闡釋年代”，最終拉開了娛樂業時代的序幕。

　　電視媒介順理成章地中斷了印刷術時代下成長起來的重視邏輯和理性的父輩一代的傳承，培養出了新的媒介語境下的“電視人”和“容器人”——輕邏輯、重感性的娛樂化受眾。在波茲曼看來，集影像、音響、圖片、文字于一體的電視媒介取代報紙成為新聞載體并不能真正產生教育意義和新聞價值，因為電視信息傳達形式娛樂化的特征注定要葬送新聞的功能性定義并重塑話語結構，破壞掉原本邏輯分明、辯證理性的傳統語境。

　　我年幼時曾疑惑，電視主持人為何能在播報了一則令人痛心的新聞后迅速轉換表情微笑著播報下一則新聞，仿佛剛才消息中的悲劇從未發生。在這一點上，《娛樂至死》也做出了解讀。它認為電視新聞本質是一種娛樂，目的是“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主持人擔當著表演的角色，也就是說，新聞播報的目的不是為了讓受眾關注新聞本身，而是為了取悅受眾。電視創造了一種“假信息”，這種“假信息”分散破碎且流于表面，離人們的生活很遠，無法作為個人和公共事務的參考，從而使得人們對電視中真實發生的事熟視無睹。

　　書中關于辯論的闡述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美國的辯論傳統，也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了辯論（包括爭論、假設、討論、說理、辯駁等演說的傳統方法）作為一種復雜而理性的話語的意義。美國在教育中強調辯證與邏輯，這在各類考試，諸如托福、雅思，以及TED演講節目中都能發現，可以說是有洞見的人在竭力傳承這一文化的結果。我也總能從周圍的美國人中感受到他們對辯論的熱情，雖然他們的辯論思維在現如今遠不及印刷術時代，但總算未完全丟失。

　　作者對邏輯和理性的強調，以及自白的方式，提醒了我時刻辯證地看待他的觀點，對此我心存敬佩。當然，我得承認，得出這些觀點，我占了時代的優勢。

　　需求推動變革，優勝劣汰的法則下，電視和互聯網媒介成為了新的載體，但是內容本身是客觀的（這種客觀可以是娛樂性的，也可以是嚴肅性的），形式是主觀的。波茲曼認為電視的形式完全是娛樂的，我卻不太贊同，或許我們關于娛樂的定義是不同的。他認為電視新聞不再是嚴肅新聞，但視頻、音頻的保真性卻更有助于排除掉虛假新聞，縮小主觀誤差。此外，書中關于電視新聞的描述并不完善，當時的電視新聞播放類型和形式還不成熟，電視專題報道、深度報道、系列報道、現場直播、嘉賓訪談、紀錄片等在后來逐步發展起來，形成了新聞播報的全方位、多層次的視角，認為電視新聞是一種娛樂，本身是對電視新聞從業人員職業態度的輕視，忽視了其不斷探求、尋找真相、做好新聞的努力。

　　談到電視新聞，就必須認識到它與印刷術時代報紙新聞的區別。電視跨越了時空的物理特性使得它的新聞不再提供僅僅與受眾本人息息相關的信息，而是廣泛的、多樣的、復雜的、跨時空的新聞信息，對于大量與受眾沒有利益關聯的新聞，受眾傾向于娛樂解讀或知識儲備。印刷術時代下的報紙新聞受到時空的局限，新聞本身是局域的、滯后的、有限的實用信息，這是在有限條件下供受眾引為決策依據和行為判斷的時代的必然產物——對有限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受眾傾向于功能性解讀。實際上，二者的新聞內涵是不同的，因此不能形而上學地來評價它們。

　　同樣，對于印刷術時代的看法，報紙并不僅僅充當個人和公共事務的參考指南，也存在有飽含煽情性、刺激性的低俗報紙，雖說可能不至于破壞掉它建立的理性公共話語，但總不至于書中那樣絕對，其影響也要從受眾來看。

　　關于受眾，有一點要說一下。電視新聞是否全然娛樂化還取決于受眾，受教育水平較高的受眾對新聞的解讀要相對嚴肅且耗費思考的時間，讀后感而受教育水平較低的受眾則相對隨意和不假思索，也就是說，受眾解讀的方式影響著新聞的功能。在現代，知溝擴大的形勢下，許多專業領域新聞的受眾幾乎只存在于特定圈層，它們成為了劃分經濟實力與知識水平的“符號”，曲高和寡終難逃市場經濟的資本教訓。而娛樂新聞或其他軟新聞則因獲取輕松、不耗費精力成本且取悅讀者而收獲了一大批受眾。

　　書中提到，電視獲得了控制人們教育的權力，但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是“怎樣利用教育來控制電視（或電腦，或文字處理機）”。在今天，電腦、手機等互聯網電子媒介已然將這項權力接管了過來。作者在書的最后給出的解決辦法是：依靠學校來學習和認識媒介，深刻而持久地意識到信息的結構和效應，消除媒介的神秘感，從而才可能對電視，或電腦，或任何其他媒介獲得某種程度的控制，并學會怎樣自覺疏遠某些信息形式。因此，盡管這本書主要討論的是多年前電視的媒介文化和影響，但其對媒介認識論的闡述，在手機等移動終端取代電視成為主流媒介甚至“元媒介”的今天，其意義則在于啟示我們如何更理性而合理地認識和利用新的媒介，這些新媒介正在發揮著怎樣的作用？當初針對電視發出的警告是不是互聯網時代下的又一層隱喻呢？作者：青山